新旧动能接续平稳转换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克强总理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意义：2017年1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克强总理强调要“切实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协同发力，促进覆盖一二三产业的实体经济蓬勃发展”；他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在4月18日“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新动能体现了新生产力发展趋势，是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强大动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足见，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只有工业领域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新旧动能才能平稳接续。

     我们认为，工业新动能是“引领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和提质增效的新动能，既有来自新兴产业创造的新动能，也有来自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释放的新动能”。新动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和长期性，因此在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协同，加强部门协同、地区协同、产业协同、企业协同，以系统推进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又要精准施策，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分别制定动能转换方案，最大程度释放新动能。

 世界工业发展进程表明，历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演进，本质上就是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带动经济发展的过程。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上半期）以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应用为标志，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获得快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以内燃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实现了电气化生产，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换为重工业，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及交通运输等部门加速发展，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飞机制造等部门逐渐兴起。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取得重大突破，生产方式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迈进，信息技术产业、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部门飞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纷纷出台旨在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促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带动全球工业发展模式变革，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兴起，正加速推动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工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实现由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后期的历史性跨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百废待举，优先发展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等重工业成为当时的工作中心，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由于片面发展钢铁等重工业、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没有处理好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导致经济发展动能之间缺少互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后，我国及时将优先发展重工业调整为加快发展轻工业，轻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轻重工业之间逐步协调发展。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等带动，1998年以来重化工业获得快速发展，带动整个工业规模突飞猛进，2010年我国制造产出占世界19.8%，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2年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扩张为核心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量自2012年出现双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二是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带动工业生产经营成本逐年上升；三是环境保护压力也不断加大。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变化，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征：速度换档、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其中，动力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最核心内容，因为动力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带来速度和结构等方面的调整。新动能（或新旧动能转换）其实就是为解决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问题而提出的，只有新动能发展壮大了，才能更快地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才能更好地引领新常态。

     从发展历史看，追赶经济体必然会遭遇发展阶段转换问题，能否顺利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发展趋势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全球范围内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争夺全球产业发展主导权的必然选择。从国内实践看，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